由于場館關閉和財政壓力，澳大利亞現場音樂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

作爲該國文化結構中充滿活力的一部分，澳大利亞的現場音樂表演正面臨著幾十年來最嚴重的危機，數百家演出場所關閉，越來越大的財政壓力威脅著該行業的未來。

這些挑戰源于COVID-19大流行的長期影響、成本上升和消費者支出減少。

SLAM拉力賽遺産

2010年，數千名音樂家和現場音樂支持者走上墨爾本街頭，參加“拯救澳大利亞現場音樂”(Save live Australian music，簡稱SLAM)集會，抗議代價高昂的法規威脅到現場音樂場所的生存。

當時，他們的努力成功地防止了這些繁重措施的實施。

然而，十多年後，他們所反對的成本已經成爲現實。

自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以來，全國約有1300個現場音樂場所關閉，占全國所有場所的25%。

受影響最嚴重的州包括新南威爾士州，關閉了551個，維多利亞州關閉了256個，昆士蘭州關閉了195個。

大衛·巴雷特(David Barrett)是墨爾本菲茨羅伊(Fitzroy)的Laundry Bar和鄰近的Bad Decisions酒吧的老板，他親眼目睹了該行業遭受的嚴重損失。“我們仍然在做我們的工作，讓場館裏擠滿了人，”他說。

“但我們沒有看到人們在吧台上花那麽多錢。”保險、酒類許可證和公用事業成本的上升，加上消費者支出的下降，使得酒吧越來越難以保持盈利。

經濟因素的影響

挑戰不僅限于大流行病的持續影響。澳大利亞持續的生活成本危機擠壓了可自由支配的支出，這大大減少了中小型演出場地的收入。

雖然對大型演出的需求依然強勁——泰勒·斯威夫特(Taylor Swift) 2024年初在悉尼和墨爾本的演出吸引了50多萬粉絲，這就證明了這一點——但小型演出場所卻在苦苦掙紮。

巴雷特解釋說，有些晚上，他的營業成本可以達到1萬澳元，但銷售額卻遠遠達不到這個數字。

聯邦銀行的生活成本洞察報告顯示，與2023年初相比，今年年初60歲以下人群的支出有所下降，進一步反映出企業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。

爲了削減成本，像巴雷特這樣的場館老板不得不自己承擔額外的工作，包括調酒和其他職責，因爲他們負擔不起額外的員工。

巴雷特說:“我們的保險成本高得令人難以置信，就連酒牌費在13年裏也可能增長了10倍。”

呼籲政府幹預

這場不斷升級的危機促使聯邦政府對澳大利亞的現場音樂進行調查。

澳大利亞現場音樂商業委員會(Australian Live Music Business Council)主席霍華德•亞當斯(Howard Adams)強調了場地運營商的日常掙紮，並提出了潛在的解決方案，包括引入類似于英國提議的征稅。

英國音樂場地信托基金會(Music Venue Trust)建議，對可容納5500人以上的場館門票征收1英鎊的稅，所得款項將直接撥給草根音樂場館。

亞當斯認爲，類似的系統可以使澳大利亞的場館受益，他建議對大型活動的門票征收1澳元的稅。

“這筆錢在消費者、藝人、場地和推廣方之間平均分配，”他解釋說。

然後，這些資金可以彙集到一個慈善信托基金中，用于支持較小的場館，使它們能夠申請快速周轉撥款，用于高成本周末的工資補貼或必要的裝修等項目。

當地藝術家和社區的鬥爭

對許多藝術家來說，小場地是他們事業的命脈。

托裏·福賽斯(Tori Forsyth)從事職業音樂已有11年，她認爲布裏斯班的It ‘s Still a Secret等場所幫助她建立了自己的事業，並與觀衆建立了聯系。她說，小型場地對培養創造力和社區至關重要。

“現場音樂是你爲音樂添加維度的地方。這是你把人們聚集在一起的地方，”她說。

然而，和其他許多小型場館一樣，它仍然是一個秘密，被迫通過衆籌來維持營業。

布裏斯班的傳奇場館The Zoo最近關閉了，盡管它在2023年創下了曆史上最高的門票銷售額，但這進一步凸顯了該行業的不穩定狀態。

除了藝術家的發展，小場地往往是邊緣化社區的中心。

巴雷特指出，像他這樣的場所提供了一種歸屬感，尤其是對少數族裔和酷兒社區。

他說:“他們來自不一定都很幸運的社區，我們給了他們一個地方……建立自己，不一定要參加。

资料来源：https://www.abc.net.au/news/2024-09-12/australian-live-music-venues-are-going-out-of-business/104260732?utm_campaign=abc_news_web&utm_content=link&utm_medium=content_shared&utm_source=abc_news_web